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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流放贬官为什么都是到岭南岭南到底是怎样一个地方

发布时间:2020-12-29 10:35:23 阅读: 来源:卡纸厂家

古代流放贬官为什么都是到岭南?岭南到底是怎样一个地方

元丰八年正月初,雄心大志的宋神宗赵顼由于对西夏战事的惨败,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,病情恶化。大臣们乱成一团,王珪等人开始劝赵顼早日立储。赵顼此时已经有不祥的预感,无奈地点头同意了。神宗六子赵佣,改名为“煦”,被立为太子,国家大事由皇太后暂为处理。

可以说,宋神宗是个不称职的天子,这是后世给他的盖棺定论。其实,他差一点就成了有所作为的皇帝,这个满脑子理想主义的皇帝,也曾做过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:实行变法。那么,为什么笔者会在这里说“差一点”呢?那是因为,他这一辈子最大的败笔就是:停止变法。

一念之间,宋神宗失去了名垂千古的机会,后人对他的评价也再难做出改变。

很多朋友都说,宋朝没能推进民主制,其罪在与宋神宗。然而,笔者认为:这就像指责C罗纳尔多为什么不打篮球一样荒谬。其实,宋神宗在变法上的败笔在于生不逢时,在那个年代,只能做出符合国家现状的改革,换做其他皇帝来,恐怕也难改其结果。

三十八岁的宋神宗驾崩了,将国家这桶浆糊交给了儿子宋哲宗。继位的哲宗只是个九岁的小屁孩,这种年纪只适合在街上玩泥巴,很明显不适合上朝听政。新皇年幼,后宫之主按照历史惯例走上前台,替儿子“垂帘听政”。这位后宫之主正是宋神宗的生母——高太后。

老太后的做法跟后世的慈禧如出一辙,听政之初,就请了朝中的守旧派司马光来当宰相,与儿子推行的新政背道而驰。而司马光在十几年赋闲中变得愈发顽固,刚一上台就燃起三把大火,将王安石苦心经营十年的新政付之一炬。

当年王安石的“劳役法”堪称利国利民的大好政策,可惜,仍未逃过司马光的毒手,被司马光三下五除二地废除了。

朱熹是个明眼人,他一针见血地评价道:“司马光其实就是个死脑筋,但凡让老百姓掏钱的政策,他都是一竿子打死。”司马光根本不知道,王安石的“劳役法”出台之后,民间对其倍加赞誉。王安石的铁哥们苏轼找到司马光,求他手下留情。

并且,苏轼还对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:“不论是差役还是免役,都有优缺点,还得从长计议。”谁知,司马光根本不领情,扭头便走。苏轼直追进政事堂,继续跟司马光讲道理,谁知司马光竟生气了。苏轼离开后连呼:“这司马光就是一头司马牛!”

新政被废除得差不多了,该轮到那些新党了。

司马光在老太后的授意下,开始肃清以蔡确、章惇为核心的新党,这群人全部被赶出政治核心,下放到地方。早年在新党内斗时被逐出核心的吕惠卿也未能幸免,被司马光贬到建州,在建州做官的这九年里,吕惠卿每天战战兢兢,就连凉水都不敢碰,生怕感染风寒,再被扣上对朝廷不敬的帽子。

司马光大刀阔斧地整治新党,其动作之大,就连旧党们都看不过去了。例如,蔡确被贬途中,百无聊赖地写了首诗《夏日游车盖亭》:

纸屏石枕竹方床,手倦抛书午梦长。

睡起莞然成独笑,数声渔笛在沧浪。

人家都已经被贬出朝廷了,写写诗发发牢骚本无可厚非,可是,偏偏被司马光一派听到了,在太后面前参了蔡确一本。高太后勃然大怒,第二天早朝与大臣商议惩戒蔡确。有人说,将蔡确贬得远些,最好赶到岭南去。这时,右相范纯仁忧心忡忡地说:“早在丁谓被贬岭南后,那条路已经好久都没人走过了,今天连蔡确都被贬了,恐怕有朝一日我们也得被贬到岭南。”

到这里,可能有朋友会问了,被贬岭南又有何妨?

先秦时期,古籍中对长江以南沿海一带的部落,常统称为“越”,文献上称之为“百越”,这其中,还包括吴越、闽越、扬越、南越、西瓯、骆越等。岭南地区分属南越、西瓯、骆越三个部落:南越部落演化为今天广东地区的壮族、瑶族、畲族,而西瓯、骆越演化为今天广西、海南、西南地区的壮族、瑶族、黎族、布依族、傣族、侗族、畲族、仡佬族、毛南族、京族、仫佬族、水族等的少数民族。

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,北宋时期的岭南尚属未开发的土地,人迹罕至,瘴气遍布。所以,这里说是被贬岭南,实际上,就是被流放。一首《夏日游车盖亭》成了宋哲宗时期牵连最广、处罚最严重的文字狱,守旧派们利用高太后对新政的不满,咬文嚼字,将整个新党一网打尽。

高太后和司马光给宋朝开了一个坏头,自此之后,一个政策不是被全盘肯定就是被全盘否定,所有人,都被这种极端思想折腾的死去活来,非旧既新、非善既恶的高压态势成了靖康之变的导火索。

古代权臣当道,一介权臣一种政策,说不定,司马光下台后国家又是一番新形势呢?但那都是后来的事儿,我们的话题不能离开这个时间段。刚才的阐述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角色,那就是宋哲宗。

宋哲宗虽然还未成年,但他心里有数。早年父皇在世时,曾安排蔡确等人排练欢迎仪式,迎接来自契丹的辽国使臣。年幼的哲宗问蔡确:“辽国使臣不是人吗?”蔡确笑着说道:“他们自然是人,只不过,他们不是我国的人,是契丹的人。”

哲宗若有所思,答道:“他们如果是人,大伙何必怕他们呢?”从这就能看出,宋哲宗可不是“何不食肉糜”的傻皇帝,反而,是个有思想有胆识的统治者。眼看着宋哲宗已经十七岁,可是,老太后仍不放弃政权。

此时,所有国家大事都由她一人说了算,宋哲宗根本插不上话。就连大臣们都不拿哲宗当回事,大事小情都禀报太后,根本不经小皇帝的耳朵。而在朝廷开大会的时候,官员们站在中间,宋哲宗和老太后一前一后对坐,文武大臣若与太后讲话,就难免背对着宋哲宗。

后来,宋哲宗亲政时还提起过这件事:“当时我只能看到官员们的屁股。”宋哲宗到了青春期,逐渐有了自己的主见。在高太后与守旧派们的阴影中,哲宗心里怨恨的种子发了芽。当然,这时的宋哲宗并无有效的反抗方式,他只能沉默以对。

某次,朝议宋哲宗静静地坐在龙椅上,一语不发,高太后问道:“你为什么不吭声,难道你没有自己的见解吗?”宋哲宗面无表情地答道:“太后都已经解决的问题,我又怎能干涉呢?”高太后身居高位,眼力过人,她从这几句话中就已察觉到哲宗的怨恨。

1093年,老太后病危,将守旧派们召集到皇宫,向他们嘱咐道:“我已命不久矣,在我离世后,皇上不可能放权给你们。如果,你们有些自知之明,应该早日另谋出路,主动脱身,将自己的位置让给皇上的人,否则,必遭杀身之祸。”

果不其然,哲宗重掌政权后,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沿袭父亲的新政。史籍中频频出现一个词,叫做“绍述”,也就是效仿前人的理论,按老皇帝的指示办。当然,对于哲宗来说,所谓“绍述”就是子承父业,将神宗时期的新政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。

不久,那些曾经被守旧派们排挤出朝廷的新党们,陆陆续续回到政治核心。首个官复原职的就是章惇,哲宗将他任命为宰相。就在拜相的第一天,章惇就上奏道:“司马光就是个奸邪小人,应该第一个办他!”

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,守旧派们终于自食其果,被老太后和司马光们罢黜的新党一个接一个地返回朝廷,而那批守旧派走上了当年新党的老路,或被贬,或流放。元祐年间,守旧派们曾废除了王安石的外交政策,将大量边境土地割让给西夏求和。

以后来人的身份看,司马光等人在做这件事时实在有些软弱,按照当时大宋的国力来看,根本不需以低姿态换取边境和平。章惇仅以“挟奸罔上”的罪名,就将司马光等为首的十一位守旧派官员全部定了罪。

然而“罪魁祸首”司马光早已离世,该如何处罚呢?

哲宗先是收回了司马光的谥号,随后,又罢免了他生前的一切官职,就连当年哲宗身不由己题的石碑也全部摧毁,司马家的后代全部被贬。章惇原想着将司马光掘坟鞭尸,但是,哲宗觉得这种做法有失人道,这才制止了章惇。

而当年,在朝廷表示兔死狐悲的右相范纯仁一语成谶,守旧派们全都被哲宗流放到岭南。倘若宋哲宗能多活些日子,或某个后宫嫔妃能替他生个儿子,恐怕宋朝会走向另一条路。然而神宗与哲宗的故事就像一个魔咒,延续到下一代,将宋朝重新导向守旧的老路。

1110年,哲宗驾崩,连个继承人都没有的哲宗,在去世前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兄弟赵佶,也就是宋徽宗。按说,赵佶并非神宗之子,根本没资格继承王位,那么,为什么由他来登基?这一切都是向太后和章惇从中作梗所致。

宋徽宗能力平平,于是,向太后效仿高太后,也搞了一场垂帘听政。值得讽刺的是,向太后是个不折不扣的守旧派,在其听政后,仅用了九个月的时间,就重演了当年高太后的改革——新党一律废除,守旧派重新崛起。

宋徽宗大伙都比较了解,可能这是宋朝唯一一位毫无治国能力的皇帝。有这样的皇帝当政,奸佞小人们就像看到臭鸡蛋的苍蝇,蔡京一党打着“变法”的旗号把持朝政。当蔡京上位后,不论先前的新党还是守旧派,只要与自己做对,全部当成奸党处置。

随着范纯仁、苏轼等忠臣先后辞世,朝廷已彻底沦为小人云集的污秽之地。后来,发生的一切验证了这一点,新旧党争的两次重演,让奸臣们坐收渔翁之利,最终,他们将大宋拖入万劫不复的悬崖中。

靖康之难后,北宋灭亡,此时已经退位的宋徽宗赵佶与北宋皇帝钦宗赵桓以及皇室、皇族、贵戚、近臣、各种工匠等14000多人,被押往金国。徽、钦二帝先后被囚禁在燕京、中京、上京、韩州等地,最后,迁徙至五国城,徽、钦二帝在五国城囚禁的时间最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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